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 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 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 的砖塔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和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 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 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 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 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 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 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 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 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 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 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 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 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 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 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 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 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 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 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 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 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 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 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 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 ，就是对方的雄鸡，坚 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 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 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做北京） 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 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总 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 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 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部长的章士钊也就下 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 丝》上攻击 《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尤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 世杰等，却 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 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 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 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广平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 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 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 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 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 于校对，集稿，算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 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 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 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 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 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 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 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 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 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 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 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 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 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此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 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 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 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 ，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