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 世界给我的第⼀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窗外的⼭墙上剥落了⼀块灰皮，形状象个难看的老头⼉。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 ”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片晃动的光影，是⽔盆里的⽔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的。不知有多 ⼈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想：瞧你那讨厌样⼉吧！翻译成孩⼦还不能掌握的语⾔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哟！”仿佛已经满⾜了的样⼦。 “等不到哪会⼉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把铁蚕⾖。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跨步地打了个来回：“⾏了吧？”“唉，⾏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 “长⼤了我还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会我又问：“您⼲嘛等不到那会⼉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个可怕的印象。 ⼀个冬天的下午，⼀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概没⼈记得住了，也没⼈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个⼈，天上就熄灭了⼀颗星星，⽽是说，地上死⼀个⼈，天上就又多了⼀个星星。 “怎么呢？ ” “⼈死了，就变成⼀个星星。 “⼲嘛变成星星呀？ “给⾛夜道⼉的⼈照个亮⼉……”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的小喇叭，掐⼀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芭蕉扇给我轰蚊⼦。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把路照亮。 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的孙⼦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象孩⼦那样，仰着脸，揣摸哪⼀颗星星是奶奶 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个活过的⼈，都能给后⼈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颗巨星，也许是⼀把⽕炬，也许只是⼀支含泪的烛光…… 奶奶是小脚⼉。奶奶洗脚的时候总避开⼈。她避不开我，我是“奶奶的影⼉”。 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奶奶的脚盆前不⾛。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个⼤脚趾和⼀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还疼吗？ “⼀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 “你看受罪不！” 我⼼疼地点点头。 “赶明⼉奶奶⼀喊你，你就回来，奶奶追不上你。嗯？”= 我⼀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里真害怕。我又看看奶奶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了吧？ ⼀句话把奶奶问得哭笑不得。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奶奶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奶奶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有勾，脸是蓝的），用⼀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奶奶的脚。 “你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奶奶的脖⼦下，说。 “这孩⼦，胡说什么哪？”奶奶⼀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嘛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呀？ ” 奶奶笑了，叹⼝⽓：“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奶奶准得⽣⽓，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奶奶又叹⽓。 “我不姓屎！我姓⽅！”我喊起来。“⽅”是奶奶的姓。 奶奶也笑，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福呢……”奶奶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奶奶⼲嘛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奶奶⼀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奶奶。 “嗯？睡吧。”奶奶把⼿伸给我。 奶奶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奶奶的⼿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奶奶也梳着两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就象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两个“抓髻”，两只⼤脚片⼦……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边看，奶奶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受理我。她不太爱理⼈。只有她们缺⼀个⼈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个⼈。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 她⼀声不吭地收起皮筋，⼀声不吭地去⼲那些活。奶奶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和我同岁。他们家有⼋个孩⼦，差不多⼀个比⼀个小⼀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中间，⼗字砖路隔开四块⼟地，种了⼀颗梨树和三颗海棠树。 春天，满院⼦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蕉、夜来香……全院的⼈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我和⼋⼦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往茂密的花丛中⼀蹲，学猫叫。奶奶总愿意把我们拢到⼀块，听她说谜语：“青⽯板，板⽯青，青⽯板上……”“咳，是星星！”奶奶就会那么⼏个谜语。 ⼋⼦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奶奶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说。有⼀只外头来的⼤⿊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奶奶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猫蹿上房，逃跑了。 ⼋⼦特别会玩。弹球⼉他总能赢，⼀赢就是⼤半兜，好的不多，净是⼤麻壳、⽔泡⼦……。他还会织逮蜻蜓的⽹，⼀逮就是⼀⼤把，每个⼿指缝夹两只。他还敢⼀个⼈到城⼦！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 看别摔了腰！”⼋⼦爱到我们家来，悄悄的，不让他妈知道。奶奶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两块，或者是饼⼲，⼀⼈两三块。 ⼋⼦家⽣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个‘小饿浪⼉’吃的。 ⼋⼦趴在奶奶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别又在那⼉闹 ！”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象个⼤⼈。⼋⼦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奶奶说：“⼋⼦难得不在房上。”其实奶奶最喜欢⼋⼦，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班。记得我们⼈队的时候，⼋⼦家还给他做不上⼀件白衬衫，奶奶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件给⼋⼦穿。 ⼋⼦⾼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 临去参加⼊队仪式的早晨，奶奶又把⼋⼦叫来，给我们俩每⼈⼀块蛋糕和两个鸡蛋。⼋⼦妈又给了我们每⼈⼀块补花的新⼿绢，是她自⼰做的。⼋⼦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钱贴补家用。 奶奶后来也做补花，是⼋⼦妈给介绍的。⼀开始，⼋⼦妈不信奶奶真要做，总拖着。奶奶就总问她。 “⼋⼦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妈肩上挂着⼀绺绺各种颜⾊的丝线。 “真做。” “⾏，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妈还是没去说。奶奶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媳妇都⼯作，⼀月⼀百好⼏⼗块，总共四⼝⼈，受这份累⼲么？ ” “我不是缺钱用……”奶奶说。 奶奶确实不是为挣那⼏个钱。奶奶有奶奶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 小时候，我⼀天到晚都是跟着奶奶。妈妈⼯作的地⽅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挺⿊的时候才能回来。爸爸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悉悉憟憟的响。奶奶坐在⽕炉边给妈妈包馄饨。我在 ⼀旁跟着添乱，捏⼀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踏的！”奶奶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那您给我包⼀个‘小耗⼦’！” “这是馄饨，包饺⼦时候才能包‘小耗⼦’。 7 可奶奶还是擀了⼀个饺⼦皮，包了⼀个“小耗⼦”。和饺⼦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不怎么象耗⼦。 “再包⼀只‘猫’！” 又包⼀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象。 “看到时候煮不到⼀块⼉去，就说是你捣乱。 “⾏，就说是我包的！” 奶奶⽓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奶奶的语调：“看你妈这会⼉有多美！” 奶奶常那么说。奶奶最羡慕妈妈的是，有⼀双⼤脚，有⽂化，能出去⼯作。有时候，来了好⼏个妈妈的同事，她们“唧唧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奶奶身上直想睡觉。奶奶也未必听得懂，可奶奶特别爱听，坐在⼀个不碍事的地⽅，支楞着耳朵，⼀声不响。妈妈她们⼤声笑起来。奶奶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吧，”妈妈对奶奶说。 奶奶吓了⼀跳，忙出去看⽕，⽕差点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们⾛后，奶奶的情绪⼀下⼦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奶奶不躺，坐在那⼉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脚片⼦，又有⽂化，单位里⼀⼤伙⼦⼈，说说笑笑多痛快 。”“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了⼤事。”“可不真的？” 奶奶倒象个孩⼦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嫌。”奶奶骂我只会这⼀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来，最后总要说明⼀句：“⼈家也吃食堂。”后来，五⼋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开了，她第⼀个递上饭票去：“要⼀个西红柿，⼀个……嗯……”她把“⼀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概是觉得自⼰和那些能出去⼯作的⼈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作过。 是在我上小学⼆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奶奶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奶奶说，脾⽓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奶奶看过不少老戏。奶奶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看戏，请⼋⼦妈，请姨奶奶，也请院里的另⼀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也得占⼀个座位。奶奶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奶奶和我都是从她那⼉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少可以喝两瓶。奶奶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约是为补上这⼀课来的；平时胡同里⼏个老头、老太太在⼀块聊天，谁都比奶奶懂戏。奶奶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回，奶奶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奶奶直哭，那个老那么样⼉，”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 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奶奶身后⾛。最惨的不 后摔倒在雪地上，⽽是她捐了门槛，⾼⾼兴兴地回来的时候……奶奶后来 给别⼈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挺⿊的。小孩⼉，没关系。 我⾼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妈妈给了我⼀巴掌。妈妈的表情挺严肃。 我跑去找⼋⼦，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座⼤庙，⼋⼦说，晚上那⼉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层院⼦，有好⼏棵又粗又⾼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伏天⼉——”地叫着。奶奶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 这正合我们的⼼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全空着。 “⼋⼦，真是跟你妈说了？”奶奶又问。 “真说了。” ⼋⼦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又玩双杠，⼀⼈占⼀头，喊⼀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不接下⽓地被⼋⼦抓住。⼋⼦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出去玩，我不用担⼼挨欺负，⼋⼦打架也特别厉害。 ⼋⼦的功课⼀般，不象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但我⾄今记得，⼀有算术比赛，⼋⼦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总考六⼗⼏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所名牌中学，⼋⼦只考上了三流学校。 现在想想，⼋⼦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奶奶的督促，靠爸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呢？ 他晚上不是帮家里⼲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里用功。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学。 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我真羡慕⼋有这样⼀个姐姐。⼋⼦却不放在⼼上，总拿她的“四眼⼉”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 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处墙根下。⼋⼦对准砖缝滋了⼀泡尿，⼀会⼉，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块⼤⽯头旁边，蛐蛐不叫了。⼋⼦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头边静静地等，⼤⽓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 ‘嘘——，小点声。冲这⼉撒，对准了。“ 逮到了⼀只好的。⼋⼦从兜里掏出⼀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的枝叶，洒在院⼦里，斑斑点点。那么⼤的院⼦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庙的殿堂，这会⿊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瘆⼈。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逮起蛐蛐来⼊迷，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 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阶，扒着窗台往里看。 ⼀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排，两只⼿放在膝盖上，样⼦就象个小学⽣。我冲她招招⼿。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了⼤事。我又想笑了：奶奶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个⼈。有个⼥的老是给他们倒⽔喝。 我见过奶奶的那个表妹⼀回，只见过⼀回，在⼀个⼤楼里。奶奶紧拉着我的⼿，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东问西问后来⼈家让我们在⼀间屋⼦里等着，屋⼦里有好多沙发，可奶奶不让我坐，她自⼰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个⼥的，奶奶让我管她叫表奶奶…… 讲台上的那个⼈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奶奶。她直了直腰，两只⼿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里笑。奶奶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阵，⼤概是在⼼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包不做的剥削阶级⽣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 ⼰……”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来了。“嘿！看，六个！ 3 我应了⼀声，赶紧往前院⾛。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往前院⾛，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个白⾊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倒象是很⾼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伙都⼀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天舒⼼日⼦呀，比老妈⼦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再不舒⼼，也是衣来伸⼿，饭来张⼝呀！⼯⼈、农民呢？⼈家过的什么日⼦？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说。⼈家过得⽜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亩多。” 奶奶愣了⼀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还不是剥削思想？” “⾏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日⼦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条新⽑ 说：“打解了放，没什么⼈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哟，这孩⼦⼋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又摸摸我的头：“明⼉奶奶给你包饺⼦，扁⾖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轻轻地摇晃，露出⼏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过日⼦。”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活⼉。”“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作养活奶奶。”……唉，我⼼里乱七⼋糟的，⼀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颗星星…… 有好⼏年，我⼼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里⼀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流在地主⽕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糠”；过队日时，⼤家⼀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的，但还赶上了⼀些旧北京的“尾巴”。⼤⼈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艺的不断。 ⼀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的，挎着小⼀点的笸箩卖烂糊芸⾖的，挑着挑⼉卖老⾖腐的。卖烂糊芸⾖的还有⼀块布，你要是多花⼀分钱，他就把芸⾖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个小芸⾖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小碗芸⾖，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点都不⼲净。 我就是想要⼀个芸⾖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块⼲净布，自⼰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饼，跟卖的⼀点都不⼀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了也去卖芸⾖！那个卖芸⾖的老头⼉就是从小不听话， 长⼤了没出息，去卖芸⾖。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4 奶奶说，“唉，你们⽣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天⼉？”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变的，为了给活着的⼈把夜路照亮…… ⽂化⼤⾰命⼀开始，奶奶又戴上了⼀顶“帽⼦”，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样，占⿊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明，其用⼼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之⼀。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作怎么能给⼀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负责⼈了。权⼒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也都⾜以把别⼈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个闺⼥把自⼰家的硬⽊⼤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里，掀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根⾦条。街道积极分⼦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扔出去的，⼀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身军装，扎⼀条武装带，长辫⼦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我跟着⼏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个⾼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着，⾛进食品店买了⼏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个⼤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绸缎、⼀盒⼦⾦银首饰、还有⼀本书，书上有蒋介⽯的像。 “在哪⼉呢？ “已经送⾛了，连东西带⼈都送⾛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个挺⾼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很⼤。她过去可从来不⼤声说话的。她还说了⼀句“X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阵⼦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块钱，六⼗⽄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车回学校。我兜里第⼀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找了⼀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那些天听说了好⼏起打死⼈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糟的，没⼈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家新街坊。⼋⼦家也搬⾛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个⼤院⼦里去了。那⼉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绺绺彩⾊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直默默地坐着。天⿊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在哪⼉呢？⼲什么呢？屋里没有别⼈，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哟！”……海棠树的叶⼦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每个⼈的童年都有⼀个严肃的结尾，⼤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打倒，⼈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也是为⾰命，骂⼈也是为⾰命，光吃不⼲也是为⾰命，横⾏霸道、仗势欺⼈、乃⾄⾏凶放⽕也是为⾰命。只要说是为⾰命，⼲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下乡。抡镢头的为⾰命⽽抡镢头， 养妾选美的为⾰命⽽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命⽽饥寒交迫，挥霍⽆度的为⾰命⽽⽆度地挥霍。⾰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了，农村里没她⼲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 七⼆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怎么坏，⽽是因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命不正是为了把全⼈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九七⼆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愣。院里的⼈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了呢？还是那四棵树，⼀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间小厨房，歪七扭⼋，灰压压的。 北屋门⼀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天净念叨你呢。 ，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个⼈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多的时候，怕让⼈看见。她现在是以⼀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负责⼈。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加倍。“还记得⼋⼦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这⼏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爷”，⼀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的时候我跟⼋⼦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辈⼦。他倒是低头⼉听着。 别⼈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厂了？ ”“没有。先前他想进⼯厂，⼈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作不好，不去， 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像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七⼋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时常说点⼦不着边⼉的话，说不是那个⼈她就不结婚……可那个⼈都死了好⼏年啦。 这都是⼋⼦跟我说的。头些日⼦，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也不抬。⼋⼦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里，惠芬三姐和⼀个男 ⼤学⽣说话，那男的又⾼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馅饺⼦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啊！”奶奶⾼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馅吧。 7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个⼈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怕让⼈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铺里卖⾁就是为让⼈吃的。⾰命就是为让所有的⼈都过好日⼦！” “可还有好些⼈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本正经的神⽓。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 ，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 “您这么⼤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兴：“我能帮着往外撮⼟。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天够您挖⼗天的。我替您去⼲⼀天您就歇⼗天。 ， “那可不⾏。⼈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值班。绝⼤多数是没有⼯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维护治安。每个⼈值两个小时，⼀班接⼀班。奶奶看⼈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天，街道积极分⼦来找奶奶，说是晚⼗点到⼗⼆点这⼀班没⼈了，李老头病了，何⼤妈家里离不开，⼀时没处找⼈去，让奶奶值⼀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 “真要是有坏⼈，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拐棍⼉？ “⼈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提着板凳，掖着⼿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班的⼀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点。两个⼈聊得挺热⽕。风挺⼤，街上没什么⼈。那老头在抱怨他孙⼦结婚没有房… ⼗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接班了。”脸⾊挺难看。 “有⼈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把⼿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和⼭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不了的事⼉！”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九七五年，奶奶七⼗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很可能是脑溢⾎。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似乎只有⼀个⼤拇趾和⼀个脚后跟。这双脚⾛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个好的社会，是会被⼏乎所有的⼈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的⼈，都不怀疑这⼀点。 当然，最后这⼏年，她⼼里⼀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的是这样⼀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 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个。她⼀字⼀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的另⼀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段⾏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声不响。第⼆天晚上，她还是⼀字⼀句地自⼰念报纸，不再问我。我⼀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 据说有⼀种蚂蚁，遇到⽕就⼤家抱成⼀个球，滚过去，总有⼀些被烧死，也总有⼀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类浩荡前⾏，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是靠的爱……